老婆

　　本刊記者/滑璇(發自深圳)
　　法官職業化的深圳破冰
　　法官職業化的呼聲已持續十餘年，但一直沒能“落地”。2014年，深圳率先推出《深圳市法院工作人員分類管理和法官職業化改革方案》，成為法官職業化改革的破冰之舉。《方案》將法官定位為綜合管理、行政執法、專業技術類之外的第四類公務員，法官不再按照行政級別晉升，法官待遇不再與職務級別掛鉤。
　　兩個月前，離開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(以下簡稱深圳中院)一線法官崗位3年後，莊齊明重新回到房地產庭的審判席上。
　　研究生畢業後，莊齊明已在深圳法院工作了整整10年。她用了6年時間，才獲得法官資格；但作為法官工作1年多後，她又轉崗到幹部處工作，負責法警警銜評定，人大、政協代表聯絡和計劃生育工作。
　　促使她重新做出選擇的，是於今年7月開始施行的深圳法官職業化改革。這次改革全面覆蓋深圳中院及6個基層法院。從此，深圳的法官管理與審判輔助人員、司法行政人員完全分開，法官有了獨立的職級序列，成為繼綜合管理類、行政執法類、專業技術類之外的第四類公務員。
　　“有了單獨序列，法官發展就不用擠傳統按行政級別晉升的獨木橋。路變寬了，法官才更願意留在一線審判崗位上。”深圳中院政治部幹部處處長陳新哲說。
　　科員法官
　　在工作第7年時，法院開展調崗工作，莊齊明被調整到政治部的幹部處工作。
　　她之前在勞動爭議庭，工作壓力非常大，每周固定要加班兩天，手上永遠壓著幾十件未審結的案子，桌上永遠堆滿卷宗，幾乎一點個人生活都沒有。除了案件審理本身帶來的壓力，法官還要面臨巨大的信訪壓力，有時候在法院門口看到信訪人員，她會下意識地問上一句：“這不是我案子的當事人吧？”
　　辛苦7年，她的行政級別還只是副科。調到幹部處一年多以後，也就是她工作的第9年，她終於升到了正科。
　　蔣筱熙也曾是深圳中院法官的一線法官。在知識產權界頗有影響的蘋果公司訴唯冠公司iPad商標案、華為訴IDC公司壟斷案中，蔣筱熙均為合議庭成員。
　　這樣的專業成績堪稱斐然。然而，在一線審判席工作11年後，蔣筱熙能夠獲得的職業評價，僅是行政正科級。由於法官的薪資待遇與行政級別掛鉤，蔣筱熙的薪資待遇便一直徘徊不前。
　　2013年，這個性格潑辣、作風爽利的女法官通過競爭上崗，轉崗成為公共關係處副處長，成為副處級公務員。這樣的提升，在法官崗位上幾乎不可能實現。法官序列中，與副處級相對應的崗位是副庭長。在一個有幾十名工作人員審判庭里，通常只有兩個副庭長崗位，競爭十分激烈。
　　深圳中院政治部向《中國新聞周刊》提供的數據顯示：深圳市、區兩級法院處級幹部比例遠低於市、區綜合管理類公務員比例，法院幹部的成長進步速度明顯慢於其他黨政機關。在基層法院，當10年法官還是副科級甚至科員，十分正常。但在其他黨政部門，10年工齡，多數可以升為正科級，還有一定比例的公務員可以可以升至副處。
　　這也是多數中國法官普遍面臨的困境：晉升途徑單一，晉升名額稀少，尤其在中級人民法院和基層法院，大多數法官深陷“提職難”“職業前景黯淡”“專業成績無法獲得公正評價”的不安感中。
　　許多法官因此辭職。據陳新哲介紹，僅2010年1月至2014年9月，深圳法院辭職、調離的人員達267人，其中141人為法官。還有一部分人像莊齊明、蔣筱熙一樣，選擇向非審判崗位流動。法官隊伍整體流失嚴重。
　　一名深圳基層法院法官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，為了晉升更高的行政級別，法院監察室、政治部等都是好去處；就連正科級的法警大隊隊長，也會讓法官們爭得打破頭。
　　2012年，深圳鹽田區法院開始探索留住法官的機制。一年後，鹽田方案上報深圳市委。據陳新哲介紹，鹽田方案中，已經出現了“以法官等級論英雄”的設想，但每一級法官的薪資待遇仍與相應的行政級別掛鉤，“去行政化只前進了半步”，力度有限；但其中仍有不少亮點，如對法院人員分類管理、限定法官員額、提高法官待遇等。這些想法打動了深圳市委。
　　深圳市從2010年開始探索公務員改革，將公務員劃分為綜合管理類、行政執法類、專業技術類三個類別，除了綜合管理類仍沿用以往公務員的管理模式外，行政執法類、專業技術類公務員的晉升等，都與行政職務脫鉤，而與個人的工作業績、專業技術任職資格條件建立聯繫。
　　由鹽田方案，深圳市委組織部想到，或許也可以為法官單獨建立一套類似的管理體系，完全脫離傳統行政級別。這個想法一經提出，就得到了市委、市政府和法院系統的認可。
　　“法官職業化”十年停滯
　　法官職業化，並不是深圳最早提出來的概念。
　　2002年7月，最高人民法院召開全國法院隊伍建設會議，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法官隊伍職業化建設的概念。半個月後，又下發了《關於加強法官職業化建設的若干意見》，將其作為人民法院隊伍建設的重大課題。
　　然而，接下來的幾年間，法官職業化改革基本停留在嚴格準入門檻、提高專業素養、加大職業保障等層面。建立法官的單獨序列管理體系，尚未提上議事日程。
　　深圳市從2003年開始研究法官職業化的改革方案。由於種種原因，改革也僅推進到嚴格法官準入門檻這一步。但這項改革持續至今，使得深圳市的法官與法院工作人員數量比一直保持在較低水平。據估計，從書記員升任法官，在北京的法院平均需要3至5年，在深圳則需7至10年。有的法學碩士進入深圳中院9年，依然只是法官助理。
　　2009年全國兩會，全國政協大會上公佈了一份調研報告，題為《積極推進法官、檢察官及其輔助人員分類管理改革，促進嚴格公正文明廉潔的司法隊伍建設》。其中明確提出：“由於沒有實行單獨職務序列，法官、檢察官職級比例政策受公務員法調整，但現有的公務員的職級比例政策並不符合法院、檢察院實際。”法官單獨序列從此開始出現。
　　2012年3月，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王勝俊在兩會上明確提出，應啟動法官單獨職務序列、法院人員分類管理改革。2013年兩會期間，廣東省高院院長鄭鄂呼籲，儘快實行法官單獨職務序列管理，法官等級不再與行政機制掛鉤。
　　“為法官設立一個單獨的公務員序列，意味著之前所有的管理方法都要推倒重來。”深圳法官職業化改革方案的設計者之一、鹽田區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趙揚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，其中涉及的問題多如牛毛：法官分為哪些等級，達到哪些條件才能升到下一等級，每個等級待遇如何，要不要給這些等級設置數量、比例限制……“因此，並不是一個僅靠研究就能完成的改革，需要很多部門協調、參與、共同完成。”
　　2013年7月，深圳市特別成立法官職業化改革領導小組和工作小組，由市委組織部、市委政法委牽頭，成員由市人社局、市編辦、市財政委及深圳中院組成，探討在深圳地區，推行法官職業化的方案。
　　“想完成這項牽涉部門眾多的人事改革，沒有市委、市政府點頭拍板絕不可能。”陳新哲說。不僅如此，廣東省委常委、深圳市委書記王榮、深圳市長許勤也多次參與法官職業化改革的調研和討論，上級法院對此也給予了大力支持。
　　“僅為確定法官薪級表，
　　就出了幾百套方案”
　　按照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頒佈實施的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等級暫行規定》，工作小組將深圳法官職級劃分9級，其中普通法官5個級別，高級法官4個級別。
　　之後遇到的問題是：如何切實提高法官的薪酬待遇。
　　“研究方案時，各個部門都有一個共識，就是法官的待遇必須提高。我們期望達到的目的是，法官甲在工作30年後，累計薪資待遇可以超過公務員乙，超過的比例大約20%至25%。”趙揚說。
　　為此，研討小組模擬了兩個同級大學畢業生的職業生涯：甲到法院做法官，乙到政府部門做公務員。之後，依照兩個部門公務員的平均晉升頻率，逐年計算出甲、乙的職業提職速度和晉升空間。然後進一步測算出每個法官級別對應的薪級，以及提升的幅度。
　　待遇提升，嚴控法官人數、避免不審案的人擠入法官隊伍成為必然。工作小組的解決辦法是控制全深圳的法官員額。
　　測算是在深圳法院目前每年收案量的基礎上確定的。趙揚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，深圳兩級法院目前每年收案量約為20萬件，正常情況下，一名法官每年可以辦案150件至200件，以此為基礎，確定深圳兩級法院共需約1200名法官。將其分配至各法院，並考慮到今後的一定上漲空間，最終得出的結果是：深圳中院的法官員額不超過政法編製人數的60%，基層法院則不超過65%。
　　多個部門共同參與方案起草，出發點不同，常常在細節上發生分歧，有時會為一個問題爭論許多天，僅為確定法官薪級表，就出了幾百套方案。但終於達成了一致。
　　比如，在薪級點工資的漲幅上，法院方面最初希望設定為30%，最終確定時定為10%；法院希望從五級法官升至一級法官的職場年限為6年，但考慮到法官成長需要更多實踐，最終確定時延長至10年；在法官與普通公務員間，法院希望設立一條對應的轉換通道，但最終確定時，行政人員轉為法官必須從最底層的五級或四級法官做起，法官轉為行政人員，則要在與法官等級對應的行政職務上下調兩個級別。
　　伴隨著晉升空間和薪資待遇的改革，嚴考核、嚴監管也是調整重點。目前的措施為：法官要想晉升等級必須通過考核，對不設職數限制的法官等級，每個等級每年按照80%的比例在符合條件的法官中擇優選拔一次。深圳中院法官責任體系初步確定為績效考核責任、瑕疵責任和違法審判責任。結案數額沒有達標、判決書上出現錯別字等，製裁要相對輕微，但如果被髮現有違法審判等行為，一律從嚴從重。
　　重回法官隊伍
　　2014年1月21日，《深圳市法院工作人員分類管理和法官職業化改革方案》在深圳市委常委會上通過，從2003年便開始初步摸索、2012年正式提上日程的法官職業化改革，基本成形。
　　5月底，深圳法院系統具有法官資格的1000多名工作人員，每人收到一份“法官薪級套轉表”，清楚列明瞭改革後各自的法官職級、薪級計算方式和套轉結果。從最初得知選崗的消息到最終選擇，每個人有兩個多月的時間，決定今後在法院的工作角色：是當法官，還是做行政。
　　一線法官絕大多數選擇留守法官席，剛剛轉到行政崗位不到一年的蔣筱熙，沒有經過太多思考，就決定重回法官席。
　　但對莊齊明來說，選擇不太容易。她有個剛兩歲的兒子，想起之前當法官時工作情景，她有些望而卻步。糾結了兩三個月後，“不能辜負7年法學院所受的教育”這個想法占了上風。她決定重回審判庭。
　　她所在的幹部處9人具有法官資格，8人全部回歸法官序列。深圳中院綜合管理部門擁有法官資格的副處級幹部，大多數做出了同樣的選擇。在區法院，有的政治部主任也放棄了行政職務甚至黨組成員的身份，回歸法官隊伍。
　　據深圳中院統計，在這次崗位選擇中，全市原有1132人具有法官資格，選擇法官崗位的有1072人，占94.8%；在各區法院中，案件數量最多的寶安法院，162名具有法官資格的幹部中，161人選擇了法官崗位。
　　“這說明改革是可以留住人才、吸引人才的，”陳新哲分析說，“制度明確後，法官不用過分關註自己的職級晉升，將會安心辦案，心無旁騖。”
　　與3年前離開法官席時不同，莊齊明如今對她的職業道路有了明確的預期。“只要好好乾，退休前至少可以升到一級法官，工資待遇相當於正處。如果能到四高(四級高級法官)，工資就能達到局級。”
　　從對“人”去行政化，
　　到對“權力”去行政化
　　2014年9月5日，深圳中院第一審判庭內舉行了一場宣誓儀式，45名審判長身穿黑色法袍，紅色前襟上裝飾著金色紐扣，集體宣誓履新。剛剛回歸審判庭的蔣筱熙，也在宣誓隊伍里。
　　“法官職業化改革是對‘人’的去行政化。”深圳中院研究室主任袁銀平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，但法官職業化的真正的目的，“在於權力行使的去行政化”。
　　這也是深圳司法改革的下一個目標：審判權運行機制改革(下稱“審判權改革”)，為解決“審者不判，判者不審”的現象，讓合議庭成為真正擁有審判權力的實體。
　　事實上，部分改革措施已在實施。
　　蔣筱熙擔任知識產權庭的一名審判長，從9月5日開始，她的合議庭成員便完全固定下來，相當於成立了一個“蔣筱熙團隊”。深圳中院共建立了74個人員固定的合議庭，選定了82名審判長。合議庭既是最小的審判單元、考核單元，也是最小的管理單元、責任單元。“這既有利於團隊的長期建設，也便於出現問題時追責。”袁銀平解釋說。
　　重新穿上法袍，手握法槌，蔣筱熙再次向雙方當事人和律師說明開庭程序。“一開始感覺不那麼流利了。”她笑著說，“不過，整個案子審下來，感覺又恢復了。”
　　不只如此，她也感到責任更重了。
　　過去，在深圳中院的二審案件，審判長只能簽發維持一審判決的判決書；若需改判，則要經過副庭長審批；如要發回一審法院重審，必須經庭長認可；影響重大的疑難案件，還需提請審委會定奪。現在，除了最高法院司法解釋規定的擬判處死刑、合議庭成員意見有重大分歧、檢察院抗訴等6類案件需提交審委會外，合議庭有完全的自主權。
　　“就是說，案子是否改判，改判成什麼，現在完全不再需要通知庭長。”蔣筱熙說。
　　與之相對應，法院各級管理崗位的職責也發生了變化。庭長不再有“批案子”的負擔，副庭長則全部被編入合議庭，工作重心由之前的批案件、開會、抓考核，全部轉移到審判具體案件上。
　　為了保證副庭長的審判工作，深圳中院審管辦特意為副庭長們制定了結案指標。比如：刑庭副庭長每季度至少審結12件案件，是過去的一倍，比普通審判長少3件；民事庭副庭長每季度至少審結18件案件，是之前工作量的3倍；漲幅最大的是勞動爭議庭，原來每季度副庭長只需審結6件案件，現在的指標是39件。
　　“這樣的改變，如果非要說動了誰的奶酪，那隻能是減小了領導的審批權，”袁銀平對《中國新聞周刊》說，“但是那塊奶酪本來就不屬於他們。”
　　少了層層把關，案件的審理、裁判速度得到提升。民事庭審判長翟墨的直觀感受是，案件的流轉時間提高了約百分之二十。“在過去審批案件制度里，如果領導意見與合議庭不一致，還要反覆討論。審判鏈條就會被拖得很長。”
　　沒有了“把關者”，法官們審案時更細心了，撰寫判決時下筆也更謹慎了，就連法官助理給裁判文書校對時，都錙銖必較起來。翟墨說，原因很簡單，“權力不一樣了，責任也不一樣了”。
　　初回審判席的莊齊明，每個案子都要做大量的庭前準備，吃透案卷，查找相關的司法解釋、裁判指引，有時，為了一個案子要翻查十幾個案例，切磋琢磨。就連在法院門口看到上訪人員，她都會下意識地問上一句：“這不是我案子的當事人吧？”
　　“接下來的改革重點，是落實審判責任制。”袁銀平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，包括籌備案件質量評查委員會，出台配套的法官追責規定，“到那時，法官的各種責任將會更加明確，就連裁判文書的標點符號錯了，都會有相應的責任規範。”(應受訪者要求，趙揚為化名)